中共临汾市委党校  肖振国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地方党史以微观样本形态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临汾是华夏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革命老区，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北方重要区域中心节点城市，以黄河文化为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进行时代考察，探寻党的红色基因与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意义重大。

    关键词：红色基因，黄河文化，时代价值，临汾党史，时代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地方党史以微观样本形态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临汾是华夏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革命老区，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北方重要区域中心节点城市，以黄河文化为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进行时代考察，探寻党的红色基因与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意义重大。

        一、革命战争年代：红色基因为黄河文化注入时代特色

        “黄河宁，天下平。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1]但是，长期以来，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再加上人为破坏，黄河沿岸人民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历史来看，临汾西部的永和、大宁、吉县、乡宁与陕西隔黄河相望，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由北向南贯通整个临汾地区，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影响，临汾素有棉麦之乡和膏腴之地的美誉。但是在旧社会，不论平川还是吕梁山区，都存在坐拥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或大商户，他们凭借对土地的垄断，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对占农村1/3以上人口的贫雇农进行剥削。生产的发展与广大群众生活的巨大差距，使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临汾地区的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开始觉悟，特别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在临汾不断涌现。在傅懋恭等晋南乃至山西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影响下，1924年前后，临汾籍的刘守维、阎紫琴、张振山、李少卿等优秀青年在太原、临汾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临汾成为山西建党较早的地区。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后，立即投入领导工农革命力量进行反剥削、反压迫、反暴政等斗争，1926年秋组织数千农民抗议捐款征税，迫使当局放弃了向穷人摊派“富户税”的做法，已经收缴的如数退还。1927年7月，山西省共5个地委，临汾地委是其一；全省共9个县委，临汾地区的霍县、赵城、临汾和翼城县委占其四。[2]作为晋南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党团组织从临汾发展起来。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危难局面，党领导人民及时调整策略，保存恢复发展力量，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我们要真理不要钱”[3]，是临汾共产党人对反革命旧势力的铮铮铁骨。

         1936年2月17日到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渡黄河进行东征。红军东征前后历时117天，在临汾境内75天，是东征红军在山西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总共扩红8000多人，在临汾地区扩红近5000人。红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一方面斗争土豪劣绅，横扫贪官污吏，开仓济贫救助贫苦百姓；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使临汾人民切实感受到“红军对穷人太好了，完全是为了咱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红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过上幸福生活”[4]。同时，遵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动群众，开辟河东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洪赵一带创建了山西河东工委，在汾西创建了中共勍香区委、勍香区苏维埃委员会等，建立了河东抗日游击队和龙子祠游击大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临汾的政治影响，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初，太原沦陷前夕，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等从太原迁至临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在临汾指挥华北抗战，党领导的临汾地方武装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辟了晋绥、晋西南、太岳等抗日根据地，临汾一度成为山西和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这一时期，李公仆、沈钧儒、丁玲等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青年到达临汾，从事民运和抗日宣传活动；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斗剧社等党领导的文艺团体在临汾各地为群众演出，号召民众团结抗日，参军参战。张光年在吉县壶口横渡黄河时激发出创作《黄河大合唱》歌词的灵感，贺绿汀在临汾刘村八路军学兵队创作的《游击队歌》，这些作品凝结着中华儿女坚韧不拔、自强不屈、反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黄河文化注入红色基因的经典范例，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点燃了临汾、华北直至全体中国人抗日救国、自强报国的燎原之火，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和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黄河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象征也愈发巩固和突显。

         解放战争期间，临汾地方党组织动员广大民众，配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同蒲铁路中段战役、临浮战役、晋南反攻作战、吕梁战役等，歼灭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解放临汾战役期间，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和豫西的战略反攻，面对敌人长期经营且坚固设防的临汾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徐向前率领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和吕梁军区6万多人民解放军，历经72天艰苦鏖战，以初建武装同蒋阎正规化部队抗衡，克服攻坚装备简陋的严重不足，坚持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的果敢精神，发扬知重负重、克难攻坚的坚强意志，创造出坑道爆破攻坚新战法，歼灭临汾守敌2.7万余人，两次受中央军委贺电表彰，诞生出“光荣的临汾旅”，这是党史和军史上唯一由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最大功勋单位。战后，徐向前指出，“如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之于后方。”[5]据统计，从3月6日至5月20日，地方党组织动用民工、民兵、车辆合计5010510个工，门板258035块，檩条102137根，口袋2002270个，铣䦆12436把，棺木2998副等；加上战前准备和战后休整，群众供给支前小米7073452斤，小麦10965292斤，马料2127211斤，柴21145111斤，炭3356609斤，草5443059斤。数字的背后是人心，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正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高效落实，攻城部队的浴血奋战，徐向前司令带病深入一线指挥战争，本着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把临汾拿下来”，临汾群众从历史对比中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才有了“解放军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的群众觉悟和实际行动。

         铁心向党、勇于攻坚、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临汾攻坚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临汾人民在临汾战役中形成的宝贵财富，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黄河文化注入的时代特色，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临汾最基本的基因底色。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基因是黄河文化最靓丽的时代底色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临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恢复社会秩序、土地改革、参战支前、支援全国解放、整党建党等各项工作相继展开。一方面肃清敌人溃逃时留置在临汾的大批残余力量，镇压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势力，取缔“一贯道”“圣母军”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采取边军管接收、边复工生产等措施，没收反动派遗留在临汾的银行、自来水厂、发电厂等官僚资本，工矿企业很快恢复生产，商号恢复营业，新民主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同时，在临汾、襄陵等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继续完成翼城、浮山等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荡涤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大烟、赌博等污泥浊水。在胜利完成各项社会改革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到1952年底，临汾地区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而开展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3年，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规定的任务而奋斗。到1956年，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中共晋南地委[6]领导全区人民完成了晋南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区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展顺利，临汾现代化工业经济的坚实基础初步奠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临汾地区建立起来，临汾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新中国成立初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发展基础上，晋南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正确的加以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7]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坚持自力更生、不怕挫折，接续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涌现出大量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自强自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晋南地区在农业战线上产生了棉花八仙、小麦十杆旗、玉米谷子九先锋、畜牧六大标兵、植树造林五面旗帜，财贸战线上有浮山县寨圪塔供销社等影响全国的先进集体，还有被周总理赞誉的王德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获得者吴春安、办社先河刘洪玉、玉米先锋耿宁成、大山的主人王明茹、老劳模张东山、好干部穆国器、棉花状元鲁建功、心里有树地换装的刘清泉、党的好女儿和人民的好医生石兰峰、五好民兵和神枪手标兵许金金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翼城县商品直线运输、洪洞县农村发展水电站等先进工作经验影响全国。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先进典型和模范与全区群众一带二比学赶帮超，使晋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焕发出更大的热情和力量，在战胜重重困难后重新焕发新气象。然而，这期间也有曲折失误，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倾错误严重，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秩序受到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一度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客观上也有天灾造成减产，影响了群众生活。综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晋南人民进行的各项工作，尽管有过失误，但是觉察失误后，党立即努力纠正错误，调整方针政策，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8]。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临汾地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中共山西省委的部署，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推动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临汾地方党组织带领全区人民着力改变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一手抓全区人民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一手抓工业、交通、国防、科技等强国的基础支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富裕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接续探索，孕育形成的创业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等红色基因，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黄河文化在临汾最突出的时代底色。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基因是支撑黄河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9]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红色基因，是新时期坚持黄河文化的时代表现，构成黄河文化在新时期、新时代丰富发展的强大动力。

         具体到临汾，40多年来，临汾地方各级党组织带领临汾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和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在197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4亿元、财政总收入9411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91元的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1980年突破十亿、1996年突破百亿、2011年跨过千亿、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05.2亿元，财政收入135.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3586元。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1978年全市人均国民收入为235元，人均消费水平仅为107元，到2020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3万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分别是1978年的90多倍和100多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临汾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3.21%提高到2020年的53%以上。全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发展型、享受型、品质型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出现，消费质量稳步升级。在吃的方面，全市粮食生产稳中向好，在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品种、种植技术和机械化水平持续改进的有力保障下，全市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86.1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212.7万吨，增长了1.5倍；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297.5公斤/人增加到2020年471.7公斤/人，增长了58.6%，实现了粮食供给从短缺到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居民生活在吃饱基础上倾向于吃的讲究、营养、质量。在穿的方面，居民在四季有衣、随季更换的基础上，追求穿的舒适、品牌、时尚。在住的方面，居民在住有所居的基础上追求住的更宽敞、舒适、便捷。在出行方面，私家车已走进寻常百姓家，2020年全市居民私人汽车超过72万辆，群众出行追求的更可靠、更方便、更环保。此外，商圈经济和街区经济、楼宇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反映着临汾人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改善。

        特别是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思想指引下，临汾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脱贫政策和决策部署，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发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工作全局独特政治优势，通过社会保障兜牢民生底线、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健康扶贫遏制因病致贫、基建提升和异地搬迁摆脱穷窝、产业就业扶贫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精准且系统的脱贫政策，2020年全市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底的5.97%实现动态清零，临汾17个县（市、区）450万人民不落一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如期兑现，同时多措并举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困扰临汾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性画上了句号。

       结语

        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作为党领导人民在临汾开展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的临汾样本，以大量事实见证着红色政权从战争中走来、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烂摊子基础上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发展，构成了黄河文化在黄河中游独特的实践形态和思想形态。面向未来，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文化自信，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红色基因和黄河文化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交相辉映、赓续传承，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也必将在红色基因的赋能下获得更加坚实的实践支撑和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

    [2]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1924-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中共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战争年代党在临汾优良传统和作风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中共临汾地委史志研究室.红军东征在临汾[M]，1986.

    [5]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汾地委史志研究室等.《临汾攻坚》[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6]1954年6月，为加强省对县、县对乡的领导，减少组织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并节约干部，适应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地理条件，经济情况，便于工作和便于领导的原则，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4月批准，中共山西省委将临汾和运城两地区合并为晋南专区。1954年9月，中共晋南地委成立，地委机关驻临汾城内鼓楼西大街。1970年3月，为适应形势，省革委会研究并报请国务院批准，晋南地区分为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9]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本文荣获山西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

    （作者系中共临汾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