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抗战初期历史地位及文化成就

作者：石耀辉

 临汾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书写下了辉煌篇章。其中，第一篇是由10万年前的“丁村人”书写的，“丁村文化”填补了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50万年间的空白，在中华大地人类起源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环，极大鼓舞了民族自信心。第二篇是尧文化。最新考古成果证明，4300年前帝尧建都临汾陶寺，开启华夏文明，“陶寺是最早的首都，临汾是最早的中国”已成定论。第三篇是晋文化，从“叔虞封唐”到“文公称霸”，直到公元前376年“三家分晋”，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史学界有“一部晋国史，半部春秋史”之说。金、元时期，临汾作为大都北京之外的“文化最盛之地”（王国维语），在雕版印刷、戏曲艺术以及建筑艺术等多个领域都创造出了辉煌业绩，堪称临汾文化史上第四座高峰。而本文要阐述的则是临汾文化史上的第五座高峰——抗战文化。这里特指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到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112天期间，临汾成为临时省会、作为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抗战政治中心期间所创造的抗战文化。如果把临汾抗战比成一座高山，那么这112天的文化成就无疑是那辉煌的峰巅。

一、临汾抗战初期风云激荡的112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山西。10月底11月初，晋东要塞娘子关和晋北咽喉地忻口相继失守。此时的阎锡山奉行守土抗战政策，同共产党结成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驻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牺盟会总会先后来到临汾、洪洞一带，到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这三个多月总计112天里，临汾就成了华北抗战的政治中心。这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临汾现代史上最有意义的光辉一页。

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进驻临汾。在太原失守前几天，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太原经介休、离石，撤到了临汾河西帽儿刘村，驻在“伍同丰”的大院。早在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正式合作协议，秘密联络处遂不再秘密，由彭雪枫兼任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于8月30日正式挂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华北前线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刘少奇委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在太原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两大抗日军政机构的迁入，使临汾顿然成为风云全国的抗日前哨。

期间，刘少奇于11月上旬曾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返回临汾后，于12月30日在刘村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发展与新任务》的报告，指出华北今后对日军的主要战争方式应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尽快发展和壮大武装力量，把八路军扩大为数十万人的集团军，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这一讲话指明了抗日救亡的方向，极大唤起了民众抗日救亡的信心。这次会议，不仅对华北抗战而且对全国的抗战运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史上称为“临汾会议”。这一时期，中央北方局等领导机关抓住机遇，责成何以祥在刘村创办了“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吸收训练青年学生，向华北各地输送了一大批抗战的中坚骨干和后备力量。1938年初，随着日军第二期进攻的开始，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八路军的武装力量，毛泽东批示彭雪枫到中央长江局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38年2月下旬奉命撤销。

八路军总部进驻洪洞。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同意我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同志为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八路军总部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于1937年9月15日进入山西，并于11月21日到达洪洞，先后驻扎在苏堡、韩家庄、高公村。11月25日，八路军总部在高公村召开了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朱德、任弼时还接待了苏联和欧美等国记者，向他们作了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12月上旬，朱德接见了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12月30日，八路军总部移驻马牧村，随营学校驻白石村。1938年元旦，朱德、彭德怀检阅了115师686团。之后还在万安召开了欢迎李公朴、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的群众大会。1938年1月31日（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9军军长郭寄峤等，从土门到马牧向朱德、彭德怀拜年，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欢迎会上演出了宣传抗日的节目。2月20日，八路军总部离开洪洞马牧村，由朱德、彭德怀各率一部，分别向太行山挺进。

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司令官邸退守临汾。太原失守后，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阎锡山无心再战，也将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司令官官邸退至临汾。阎锡山看重的是临汾既有易守难攻的地利优势，同时又有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所辖的中央军有一部屯驻临汾，人数多，装备好，训练有素，倘若日军来南犯，可联合中央军共同抵抗日军。而且临汾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屯兵扩军的好地方。退守临汾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城西北近40华里的东涧北村。阎锡山的司令部没有设在村内的深宅大院，而是设在村外西沟杨文光家的土窑里，一溜六眼窑洞（现旧址犹存）。阎锡山驻守临汾后，继续坚持抗战，积极筹备“反攻太原”，发表了一系列抗日讲话。在1938年2月10日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上，阎锡山特别讲到“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就叫做民族革命战法。”“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图存，只有持久抗战，才能胜利。只有由抗战到复兴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大使命。”（《阎伯川先生救国言论选集》第2辑）但因日军很快对临汾形成包围之势，其“反攻太原”战略未能成功。阎锡山驻东涧北村期间，朱总司令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陪同下，两次到涧北村与阎锡山会晤，与之共商抗战大计。其中，1938年2月17日会晤，系根据蒋介石关于第一、二战区即日反攻的命令，与阎锡山、卫立煌商讨制定作战计划。彭雪枫则先后四次面见阎锡山，商榷动员群众和武装供给等事宜。阎锡山在临汾期间，还听取牺盟会进步人士意见，于1938年1月20日，在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由阎锡山兼校长。由此可见，临汾失守前的阎锡山在抗战态度上是积极的，但在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抑新扶旧，直至挑起“十二月事变”。

八路军总兵站临汾建树功勋。1937年9月18日，中央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率兵站部、供给部、卫生部的保障人员，由延安出发，从陕西延川过黄河，经山西大宁、蒲县、洪洞，然后到达临汾，在临汾城外东关小十字北（今铝锅巷）车马店，设立了八路军总兵站，兵站第一医院设在临汾河西嘉泉村。进而又在侯马、蒲县、大宁、永和、盂县、寿阳、榆次、延长等地设立了转运站，建立了一条连接山西前线与延安后方的兵员物质交通运输线。1937年10月9日晚，丁玲率领的西北占地团一行40多人就住在总兵站，第二天晚上12时，在结束关帝庙抗日演出后，乘军列北上太原慰问演出。11月9日至13日，太原失守后，从太原先期撤离的中共北方局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大部分人员到达临汾后，均临时住在兵站，其中包括刘少奇、杨尚昆、林枫、李大章等。11月11日，周恩来第二次来到临汾，当天也住在八路军兵站。1938年2月26日，由白求恩和琼尤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也曾在兵站临时驻留，后在兵站人员护送下，到达延安。此外，总兵站积极配合山西省委完成了周恩来提出的“20天内扩军3000人”的任务，将扩充的兵员及时补充到八路军三个主力师。还组织力量接收了平型关战役后，115师退下来的200多名重伤员，后分批将所有重伤病员转送到延安后方医院。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记载：“1937年，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时，遗弃大量武装设备，仅临汾兵站收集的武器，就装备了新组建的若干部队。”因兵站工作量极大，驻扎刘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及时抽调学兵队的许飞青、杨毓贤、韩倩之、丁江等学员，提前毕业充实到兵站各科室。2月28日临汾失守，总兵站完成了工作使命，在最后一刻从临汾撤至陕西延川杨家台。

总体来说，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及山西军政机关撤退临汾，是整个山西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和变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游击战争以八路军为主体，其它则附从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为了适应和服务于变化了的形势，不仅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等党的军政首脑机关迁来临汾，山西各抗日团体，如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牺盟会总部、山西新军随营学校、随营四分校等都先后迁到临汾，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抗日政治中心在临汾形成。

二、临汾抗战初期革命文化成就

临汾抗战文化是在与日寇和顽伪势力的殊死斗争中形成、壮大、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拿笔的军队。临汾抗战史上112天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由这两支队伍创造的。特别是这支拿笔的文化队伍，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团结的爱国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各种文化形式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吹响了鼓舞人心的抗战号角。深入扎实的抗战教育培训和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使临汾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业。

“八路军学兵大队”培训大批军事干部。太原沦陷后，东北、平津等地的流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云集临汾，他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聚集在街头巷口，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愤怒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已迫不及待的心情，寻求抗日救亡的真谛。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就地创办八路军学兵大队，广泛吸收和组织各地各界的青年学生，尤其是有家不能回的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刘村去！”成为流亡在临汾的青年学生的一致口号。经过简短筹备，于1937年11月上旬在刘村镇开学。学兵大队的名称是周恩来提议定下的。大队长何以祥、副大队长谢忠良都是红军干部。学兵大队设5个区队，第5区队为女生区队。课程分政治、军事两大类。教员由党内军内领导同志担任，刘少奇（对外称“陶教官”）主讲抗日战争时局和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杨尚昆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彭雪枫将“抗日游击战法”，李伯钊讲“群众工作”，陈克寒、讲“马列主义基础”、“社会科学概论”金石刚讲“唯物辩证法提纲”、张震讲“军事地形学”周巍峙讲音乐课——教唱抗战歌曲等。学习方式上大课，记笔记，联系实际，分组讨论。当然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学兵大队没有固定期限，根据前方需要，成熟一批输送一批，招收一批。在短短3个多月里，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决死纵队和华北各地抗日游击队输送了近千名军事干部。

“民族革命大学”输送抗战人才。太原失守后，牺盟会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注重青年知识分子工作，这时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阎锡山提出成立“民族革命大学”的建议。阎锡山为了抵挡日军的继续入侵，也迫切需要吸纳人才，于是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在临汾正式成立“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办学的宗旨很明确，就是为抗战输送人才。为了控制、掌握这部分力量，阎锡山任校长，并指派梁化之任办公室主任，但梁化之只是挂名，实际负责校务的是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共产党员）和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共产党员）。民大的领导权控制在牺盟会手里，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民大”总校设于临汾铁佛寺和省立第六中学（今临汾一中），学生来自全国的18个省市，后因学生较多，又在临汾师范设立“民大”一分校，在运城设立二、三分校，共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青年学生和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5000余人参加“民大”学习。不少知名学者如李公朴、何思敬、秦丰川、沈钧儒、邓初民、施复亮、江隆基、侯外庐、潘汉年、张申府、周巍峙、徐懋庸、萧三、萧军、萧红、陈维实，还有朝鲜籍的尹澄宇等都慕名而来任教。“民大”成为名流荟萃、盛极一时的抗战学府。2月25日临汾失陷前，阎锡山令民大师生向乡宁转移。3月19日，阎锡山同“民大”师生一起由小船窝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渡河后，其中有四五百人到了延安，也有一部分人到了西安，剩下的三分之一按阎锡山的指令到了陕西宜川。“民大”学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直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共产党力量在“民大”基本撤出，“民大”已失去了进步意义，其政治使命宣告完结。据不完全统计，“民大”办学期间，先后培养了近2000名八路军天及以上干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抗战演讲激发民众抗日激情。1937年11月16日，在临汾城内女子师范学校操场，举行了党政军民联欢大会，周恩来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演讲。他从上海、太原失陷谈起，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讲到八路军在华北持久抗战的决心，指出了华北抗战必然能够坚持到底，而且定将转为反攻——收复失地，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原因。周恩来号召八路军要在华北作抗战的表率，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影响友军。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奋起抗战，积极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实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实行民主，改善民众，武装民众，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特殊化倾向；团结全华北人民，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周恩来气吞山河的演讲，表达了临汾和华北人民的愿望，整个会场掌声雷动，当场就出现了争相捐款的热烈场面，还有人当场脱下毛衣捐献。一致请求将此款作为印刷费，把周恩来的演讲稿印刷出来，广为散发。《群众周刊》加编者按语刊登了讲话全文，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杰姆斯贝特兰记下了周恩来在临汾的活动。自此，临汾民众的抗日激情愈加高涨，抗日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城内关帝庙、火神庙等地，白天集会，晚上演出，抗日团体的演讲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

“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日文艺宣传。1937年9月20日，由八路军改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东渡黄河入晋。该团系由延安文协组织的知名作家记者团和“抗大”四大队演出《母亲》、《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员合并组成。著名作家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西战团于1937年10月7日途径大宁、隰县、蒲县、临汾、洪洞、赵城到达太原，在晋中、晋西、晋东南一带演出。1938年1月初，丁玲带领西战团在洪洞万安村进行慰问演出，朱德总司令、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和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等观看了演出。2月2日，国民革命第二战区（简称“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到洪洞马牧村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也观看了西战团演出的文艺节目。西战团入晋6个多月，途径16个县60多个村庄，辗转宣

传1500公里。演出了《母亲》《回春之曲》和丁玲编写的话剧《重逢》《河内一郎》等，还有根据秧歌剧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等一批剧目。著名音乐人、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当时还是个音乐青年，他在白石村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首抗战歌曲《老乡，上战场》，这首歌后来成为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主题曲。丁玲在临汾期间还写下了《临汾》一文，她盛赞“临汾真是一个少见的大城市啊！”在关帝庙前，她向临汾青年作了《青年的出路》的报告，并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西战团在临汾的活动，播撒了革命文艺的种子，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对抗战初期的文艺宣传发挥了楷模作用。

《游击队之歌》传遍抗日战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延揽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文艺人才，使抗日宣传鼓动搞得热火朝天。著名演员陈强、崔巍、导演丁里、吕班，音乐家吕骥、贺绿汀等就是在这时走进革命队伍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剧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音乐家贺绿汀怀着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1937年年底，他们到达临汾。在城郊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现在临汾尧都区刘村镇)，他们与指战员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并对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听取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从而，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贺绿汀对着小小的油灯，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歌曲《游击队歌》。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高庄召开高级

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一队的全体队员们为与会代表演唱这首《游击队歌》。由于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更接近红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两句与会议的主题还十分贴近，故受到与会的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认为当时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曲。于是，这首歌曲便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但可惜的是，《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后来未保留。第二段曾写道：“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曙光!”如今再细嚼《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仍能体会到贺绿汀先生的胸怀气魄以及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时的万众一心。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的临汾，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任弼时、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阎锡山、卫立煌等民国政府军政人物，以及国内文化界、文艺界众多名流齐聚临汾，可谓是群英荟萃、风云激荡，尧乡大地为之增色。在短短112天时间里，共同上演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抗日救国交响乐章，同时也谱写了临汾抗战文化史上的最壮丽的篇章。回顾临汾这段辉煌历史，对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市，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临汾史话》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临汾抗战文化》 张彪 孙觉民著 2005年8月

　3、《尧都临汾重大历史事件资料选编》王天然主编2010年9月

　4、《尧都文史》第28期

　5、《平阳党史》2017年第2期

　6、《阎锡山传》景占魁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