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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不惑话当年 改革开放再发力

发布时间:2019-07-08       浏览 :235

 

作者:石耀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过去40年的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充分显示了中国力量。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启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堪称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这里用四句话作一简要概括:

一村一文开天地,

南巡谈话市场制。

国家人民有活力,

任重道远再发力。

     一村一文开天地

 改革开放应该从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说起。其实最早分田单干的不是小岗村,而是合肥市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但1978年12月22-2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草案)指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使得已经分下去的土地被再次收了回来。但这个《决定》(草案)在1979年9月的四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删除了“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这既体现了农民勇于创造和敢于坚持的韧性,也反映出党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尊重群众创造、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1978年年底的小岗村,原本是要包产到组的,但小岗村因为村风不好,父子反目,兄弟不和,只好分田到户。为此,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这个“红手印”原件,如今在国家博物馆珍藏,属于一级文物。小岗村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因为1979年3月5日,《人民日报》还在发表读者来信,旗帜鲜明的反对大包干。但是滁州地委、凤阳县委却顶住压力,没有立即制止,采取了“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默许加保护的态度。这其实就是在坚持“实践标准”。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亲赴凤阳进行调研,把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避开了“包产到户”敏感字眼,并且形象地总结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全是自己的。”小岗村在1979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小岗村的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激烈争论,直到1980年5月五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党中央和邓小平认可。1982年,被称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上了姓“社”的户口,为几年的争论做了总结。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发展。至此,大包干才有了合法地位,小岗村从此名扬天下。从1982年到1986年,万里连续主持制定了五个关于农业的“1号文件”,这五个“1号文件”,构成了一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蓝图。小岗村的大胆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农业二十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解体,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闸门。

 2008年在农村改革30周年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凤阳考察调研,做出了“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需要常讲常新”,“希望小岗村继续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等重要论断和指示,赋予了“小岗精神”以新时代的内涵。习总书记还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小岗村的大包干精神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当今,进入新时代,小岗精神则被概括为: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

 “新三敢”与“老三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不仅是小岗村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也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彰显着时代精神。

  1980年,农村实行大包干时,我正在高中上学,当我听到老百姓说“单干了”时,心里一片茫然,虽然似懂非懂,但当时的感觉好像是倒退了,直到上了大学后,才对农村改革有了清醒的认识。去年我去了小岗村考察,小岗村已建成为旅游景区,目前已建成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沈浩纪念馆、文化广场、葡萄采摘园等。我在闫金昌家的金昌食府吃的饭,他和儿子们开启了超市、饭店、浴室。他说:如今一亩地租金800元,家里的劳动力解放了,可以专心搞农家乐,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小岗村已经解决了土地流转的问题。小岗村村民已经从“户户包田”,实现了“人人持股”,“人人分红”。这是小岗村的大包干。

 全国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苏南“鱼米之乡”,有十分之七的劳动力能够转移到非农业生产商区,这就引来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83年10月,社会学家费孝通第七次访问吴江江村,他看到农村工业经济的繁荣是苏州、无锡、常州小城镇复苏的原因。他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指出:“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的劳动成果。”以“农村版工业、集体经济为主、政府推动”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从此声名鹊起。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四号文件),同意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支持态度。正名后的“乡镇企业”由两个轮子,变成了四个轮子(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合作企业、个体企业)后,无论企业数、就业人数、总产值、工业产值都得到大幅提升。之后,1985年和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1987年5号文件,继续放宽对乡镇企业的限制,由此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到2013年,我国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52.2%,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乡镇企业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二次伟大创造。

 “一文”是指真理标准大讨论。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跑出“两个凡是”。此时的南京大学哲学讲师开始思考真理标准,并于1977年8月写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投给《光明日报》。半年后,胡耀邦把文章发表在1978年5月10日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并在标题上的“标准”前添加了“唯一”二字。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载,紧接着,国内十几家报纸转载,由此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胡福明后来当了讲师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真理标准大讨论,让全党解放了思想,使人们冲破了思想牢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也对此后实践探索确定了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针。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时代命题。这一年夏天,我以391分的高考成绩考进了山西大学,我的高考政治得82分,这其中就包含着对《决议》的反复背诵和理解。

 “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改革开放就以这这一村、一文为重要节点和标志,拉开了大幕,从此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南巡谈话市场制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从思想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能决定社会制度。所有制才决定社会性质。困扰中国人几十年的姓社姓资问题终于解决。92年初,我到中央党校参加了“改革开放新思路”研习班,聆听了李岚清、王梦奎、王珏等领导和专家的报告。其中王珏教授在报告中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观点,我觉得很新颖,就写了一篇稿子发给了广州的《现代人报》,文章发表出来后,《文摘报》《报刊文摘》《组织人事报》等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这也算我为当时思想解放尽到了一点微薄之力。

 我国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经历了30年的时间,可谓来之不易。其关键节点有:

 1981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1982年,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占比开始上升。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浦东新区成立,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加入世贸更是极具提速,目前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美国、中国、印度为例,比较一下近20年来的GDP增长速度。美国1997年GDP为86085.3万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193621.3万亿美元,增长率为124.92%,20年翻了一番;中国1997年GDP是9653.2万亿美元,到2017年增长到122427.76万亿美元,增长率为1128.26%,增长了近十倍;印度1997年GDP为4231.89万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24390.1万亿美元,增长率为476.34%,增长了近五倍。相比之下,1997年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由44157.2万亿美元增长到48844.9万亿美元,20年来增长率仅为10.62%。2017年,中国GDP为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纪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2.5倍。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25万亿美元到30万亿美元之间。而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的GDP大约在5—6万亿美元之间,也就是说,届时中国或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从经济总量上非常明显。

 为什么40年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第一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第二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国家人民有活力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政党的根本区别。40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时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203处提到“人民”两字。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了系统论述。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充分体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心系人民的初心和情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它的思想内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并且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总书记说,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这一重大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发展的价值目的、价值目标、价值归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要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因为改革开放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因而,对政府来说应该是“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市场主体、对人民群众则应“法无禁止即可为”。按照这一目标,国家改革就是要为人民的自由发展让出空间,让人民的能动性成就国家的富强与文明。国家的功能调整与人民的逐渐出场,恰如互生互济的阴阳两级。两者在各自的分区上运行,构成一幅充满活力的生生不息的太极图。

 任重道远再发力

 过去4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大包干”解决的是农业问题,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解决的是农民问题,乡村振兴是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这些都是输送的利益,是加法。是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当然也有行政审批简政放权等难题,但这些都不是最难啃的骨头。而十九大之后,我国主要矛盾发生改变,是要解决存量重分的问题,也就是重分蛋糕的问题。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如今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我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国家持续稳定的问题,要解决保持国家统一与激发地方活力兼得的问题,要平等而充分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各项权利,要讲各级权力的产生与运转纳入现代程序正义,要解决从根子上防止权力腐败的问题,要让司法裁决机制成为不断声称争议的定海神针等等。这是未来三四十年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会获得最好的自我实现的环境。

 如何解决当代中国的这些难题,归根到底,要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谈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时,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再次遇到挑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时代难题,由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再出发,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要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谱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就是我们与时俱进、迎难而上、砥砺前行、迈向新时代的精神指引。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天地。在如此壮阔宏大的历史进程和时代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行百里者半九十。4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再出发,新一代中国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改革开放40年理论创新的历程和经验《学习时报》2018年10月24日

  2、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学习时报》2018年10月29日

                (作者系临汾市委党校科研处长、《临汾学刊》主编、副教授)